信仰高于一切的人——变卖家产寻找党组织的地下党支部书记郑圭田

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还明确告诫我们说：“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2018年4月27日，习近平主席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为我国树立英雄形象提供了法律保障。
 是啊，不少的革命烈士为了我们新中国的诞生，无怨无悔地贡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成为了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而把自己的信仰和党的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变卖家产寻找党组织的中共湖南省直属新宁县支部的地下党支部书记郑圭田就是其中的一例。现在，他感人的革命事迹只有研究党史的少数人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却知之甚少。

背叛家庭，投身革命

湖南省新宁县虽然地处湘西南边陲，但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热血青年们不甘落后，纷纷站在浪涛的前列，表现出无所畏惧的革命姿态。新宁藉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的夏明钢，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利用寒暑假回乡机会，在新宁开展革命活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唤醒了一批青年民众，从而把革命的火种带进了新宁。1923年，夏明钢率领新宁藉人刘子载（中共党员，高教部副部长，新宁籍人，1972年去世）、宛旦平（红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宁籍人，1930年牺牲）、曾大寿（中共党员，新宁籍人，1977年去世）、李有份（中共新宁县地下党支部“特支”组织委员，新宁籍人，1930年牺牲）、罗学秩（中共党员，新宁籍人，1927年牺牲）等青年学生，回县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省直属新宁支部。1926年先后发展了6名共产党，年底成立新宁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直属湖南区委领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春，国民党改组了新宁县党部，全面清乡剿共，新宁县的中共党员、工农运骨干、国民党县党部的左派人士等41人被通缉追捕，使革命一时处于低潮。但是，新宁的党组织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革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领导新宁县革命活动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中，著名的有中共湖南省直属新宁县支部书记郑圭田。
郑圭田，原名郑秀壁，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宁县现在的金石镇幸福村的柳山，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叫郑秀穗，另一个叫郑秀鼎。
郑圭田父亲郑清诰，在柳山算得上是一个能人，他凭着自己的能力，拥有了三个不大不小的庄房：一个一庄房在三十公里以外的麻林半山，另一个庄房在麻林半山下的猪婆田，还有一个庄房也在柳山以外。当时，郑清诰那美满幸福的家境，令三五十里内的老百姓羡慕不已。
郑清诰的三个庄园，每年的收入不薄，完全可以满足郑圭田三兄弟的花费。郑圭田要是满足于现状，他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怀有远大抱负的郑圭田，不愿意坐享其成，也不愿意承袭父亲的家业，而是一心另辟蹊径，造福劳苦大众，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舍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我国古代，人们一直铭记着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郑圭田的父亲郑清诰有钱之后，也没有忘记那句古训，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多读一些书，一来支撑门户，二来更希望他们都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那样，郑圭田少年时，其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家乡私塾，接着，郑圭田考入县立小学。由于学业成绩较好，1935年，22岁的郑圭田顺利地考入了长沙高级中学。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入我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集中兵力追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长沙读高级中学的郑圭田，在那种严峻的环境里，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明显的劣势时，他并没有随其流而扬其波，而是背叛家庭和父亲的意愿。在长沙，在进步人士启迪教育下，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郑圭田积极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了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各种进步活动。
 由于他家庭较为宽裕，再加上他愿意慷慨解囊积极支持各种爱国活动，所以，在参加进步活动时，他主动出资。由此，他经常写信给父亲，要求父亲每个月寄三四十块银元作为生活费。
他父亲没有出过远门，也不知道在省城里的开支究竟有多大，只认为郑圭田每月的生活太高了，但他转而又想，可能是儿子在省城结交的朋友多，需要开销。过后，他又想，只要郑圭田在长沙扎实求学，开支大一点也算了。于是，他不断按照郑圭田的要求，每月如数给郑圭田寄钱去。
但是，时间一长，他又担心儿子学业没有完成，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
到了假期，郑清诰问郑圭田每月怎么开支那么大？郑圭田没有跟父亲说实话，只是说招待同学了。
令郑清诰没有想到的是，儿子郑圭田拿着那些银元竟然从事革命活动去了。
1938年郑圭田在长沙读了三年高级中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新宁县。郑圭田回到家乡后，并没有闲着，而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这年秋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湖南武冈州塘田市镇(现在的邵阳县塘田市)夫夷江对岸，利用晚清名人席宝田的别墅联合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 
国共两党对学院各派驻了主要代表，国民党派驻的代表有：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为顾问、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国民政府陆军中将林拔萃。共产党派驻的代表有：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吕振羽、张天翼。办学历时8个月，主要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同时发展了共产党员50多人，建立了新宁、城步、洞口、绥宁及金称市五个省直属支部。1939年2月1日，薛岳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开始在各地暗中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1939年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封，迫令解散。
塘田战时讲学院解散后，吕振羽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在距塘田市不远的油塘村举办建党训练班。之后又在建党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吕振羽夫人江明为金称市地下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塘田战时讲学院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多月，但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
塘田战时讲学院，是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代表徐特立委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负责创办的一所军政大学，被誉为“南方抗大”。
郑圭田在党组织的介绍下，进入塘田战时讲学院学习。由于郑圭田表现突出，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学习期间任学生会副主席、民运部长。是年，党组织根据郑圭田多年来的表现，同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迫解散，6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委派李锐偕郑圭田回到新宁后，组建了中共湖南省直属新宁县支部，当时全县只有16名党员，郑圭田任书记。
此后，从1939年6月起至1949年10月止，郑圭田一直担任中共湖南省直属新宁县支部书记整整11年。

一心事业  巧妙斗争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攻陷了广州、武汉，湖南处于南北夹击之中，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奉蒋介石的“焦土抗战”密令，于11月12日深夜纵火焚烧了长沙城。在抗日战线日益逼近的时候，省城和宝庆等城市的部分进步团体和人士云集新宁，衡阳乡村师范支部也随同学校迁移到新宁县境内。
这时，经党组织推介，郑圭田任教于楚南中学（现在的新宁三中），借老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不久，他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开辟了县城吊井边和北门竹山圻两处地下党支部联络站，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省委指示郑圭田，新宁县地下党支部受邵阳中心县委领导，并与衡阳乡村师范学校的地下党支部秘密横联。
郑圭田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后，马上主动地与衡阳师范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且积极参与了中共衡阳师范党支部组织和领导的一切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还组织进步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巷尾，开展抗日统战宣传，组织进步学生慰劳抗战伤员。郑圭田的所作所为，在新宁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关注。
 尽管如此，郑圭田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据黄埔军校第22期学生郑远裕回忆说，郑圭田为了保护革命的种子和保存地下党支部，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不畏强暴，不但没有放弃革命，反而在柳山继续秘密地开展地下工作。当时，郑圭田的第二个弟弟郑秀鼎在国民党邮电局工作，但他的思想比较激进，偏向共产党。郑圭田为了从他那里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就主动动员胞弟郑秀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郑秀鼎成为郑圭田在家乡发展的第一个地下党员。
为了使郑圭田有更多的时间和更方便地负责开展县城吊井边和北门竹山圻两处地下党支部联络站的工作，郑圭田在楚南中学任教不久，党组织想方设法安排他到县城内的县立小学任教。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宁县的反动派开始反攻倒算，疯狂镇压进步青年学生和追查开展活动的领导人，即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衡阳师范地下党支部在新宁县难以安身。为了避其锋芒，被迫迁离新宁，前往武冈。
 在城乡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新宁的地下党员的人数不断发生变化：1939年全县有共产党员16人，1940年在郑圭田书记的努力之下，党员发展到25人，1941年，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时，有10名党员脱离了党组织，党员只保存了15人，1942年减少到3人。
在党组织的力量陡然减弱时，郑圭田作为湖南省直属新宁县地下党支部书记，并没有丝毫畏缩，而是继续一边组织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一边清除不合格的党员，一边继续发展地下党员，壮大党的革命队伍。
1940年，郑圭田开始精心培养族弟郑秀仁，使他很快就成为了进步青年，1941年在国内形势处于紧张的时候，在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退党的时候，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郑秀仁，在郑圭田的介绍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湖南省直属新宁支部的重要职务——交通员。
在柳山，郑圭田还看重两个进步年轻，一个是郑远裕，一个是郑清寅。1944年春，郑圭田在柳山外的太平桥上与他们两人相遇了，郑圭田动员他们俩到延安
 去读抗大。郑远裕准备去，但郑清寅母亲不同意，由此，两人未能成行。不久，黄埔军校武冈分校在新宁等地招生，郑远裕认为读抗大是为打日本，读黄埔军校武冈分校同样是为了打日本，于是，郑远裕阴差阳错进了黄埔军校武冈分校。
郑远裕走了之后，郑圭田不但没有放弃对郑清寅的培养教育，而且一如既往地关心着郑清寅的健康成长。经过多年的培养教育，郑清寅进步很快，1948年8月，郑圭田亲自作了郑清寅的入党介绍人，使郑清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柳山地下党支部，分管青年工作。
接着，郑圭田又培养了同村人郑秀拱、蒋承宝等一批进步青年。后来，郑圭田在柳山郑氏宗祠里召开支部会议时，蒋承宝经常负责站岗放哨。

创办夜校，宣传抗战

1941年2月，郑圭田在县立小学任教，为了表达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他在学校里组织进步青年蒋承宝等人，商议报复国民党反动政府，蔑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郑圭田斩钉截铁地对蒋承宝等人说：“把学校里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扯下来，换上一把扫帚。”
郑圭田那一提议引起进步青年蒋承宝等人的大力支持。蒋承宝马上走到旗杆下，手脚麻利地把青天白日旗三下五除二地降了下来，然后把一把破扫帚挂了上去。
那件极具讽刺意义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为不满，他们马上派出警察到县立小学去抓人，结果把蒋承宝抓去了，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七个月的徒刑。后经郑圭田及党组织活动，委托蒋承宝家庭出面，花了几十担稻谷的代价才将蒋承宝保释出来。
县立小学随即将郑圭田解聘，国民党政府还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为了吸取蒋承宝被抓的教训，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上级党组织立即通知郑圭田离开县立小学，回到家乡去暂避风头。
郑圭田回到家乡柳山后，一直没有放弃党的地下工作，变着花样向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宣传抗战的重要意义。
郑圭田在柳山以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为由，在柳山郑氏宗祠办起了农民夜校，把方圆三五十里内的进步青年召集到柳山郑氏宗祠，名为学习文化知识，实为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传播马列主义，演唱革命歌曲，讲解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郑圭田还以此为契机，培养党的对象，壮大党的队伍。可以说，郑圭田的革命活动与延安的革命活动遥相呼应，息息相通。
由于郑圭田办的夜校政治色彩太浓，1942年7月，农民夜校只办了两期就被查封了。为了防止郑圭田再以办夜校为名宣传抗日和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嘴脸，国民党政府对郑圭田进行了暗中盯梢。
面对反动派的盯梢，郑圭田决定支部分散活动。不久，郑圭田奉命到邵阳中心县委支部清理脱党人员。是年10月，郑圭田又应聘任教县立小学。这时，郑圭田马上着手整顿党支部，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延安整风精神，决定重整旗鼓，继续开展党的活动。
为使地下党组织不再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郑圭田对地下党组织一直守口如瓶。多年来，就连出资给他从事革命活动的父亲和他的结发妻子也不知道他在从事革命活动。在传达党的指示时，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地下党员晚上开会。为保守机密和防止被反动派发现，他经常变换会议地点。
有一次，郑圭田为了传达上级指示精神，他与郑秀仁、郑秀鼎等几个地下共产党员在他自己家里开会，他妻子李三娘只认为他们几个人关着门围坐在一起谈白话，什么也没有过问。没有想到的是，在会议中途，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那陌生人虽然立即离去了，但郑圭田马上意识到会议不能再在家里开下去，立即决定把会议转移到关牛的草楼上进行。后来，郑圭田发现郑氏宗祠在村子外，田野间，在那里活动的人少，则把会议放到柳山郑氏宗祠里的一间土砖房子里秘密进行，再叫进步青年蒋承宝在大门口望风。1944年8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新宁县，县长廖配之逃之夭夭，罗仲尧的保安大队乘机掠夺民脂民膏，使百姓生灵涂炭。郑圭田设法打入罗仲尧内部，想引导他抗日，但没有成功。次年5月，一支日本军想去参加雪峰山战斗，再度进入新宁县。一到新宁，他们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毁坝成旱。郑圭田一边组织党员群众涉水夺盐，筑坝灌田，一边跑到县城外30里处的龙潭桥迎接国民党抗日军龙江部队去鹞子岭阻击日军，还一边组织群众把伤员运送到柳山郑氏祠堂进行救治，有力地阻止了日寇的西进。

变卖家产，寻找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使全国人民跳出了龙潭马上又进入了虎穴。
1946年，内战一爆发，属于国统区的新宁县，地下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打压，新宁县地下党支部由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党组织一失去联系，郑圭田感到心里没有了前进的方向，行动失去了指路明灯。于是，郑圭田准备去寻找上级党组织。
令郑圭田苦不堪言的是，去寻找党组织没有经费。为解决这个难题，郑圭田回到家里向父亲救援。他跟父亲说，想到邵阳去做笔生意，需要一笔钱。
他父亲不高兴地对郑圭田说：“你在外面有一份工作，一年到头，没有拿一分钱回来，反而经常从家里拿钱出去，不知你在外面做什么？”
郑圭田经常问父亲要钱，他父亲郑清诰也是一个明白人，他也风闻了郑圭田一些事，只是没有直接说出口而已，当别人告诉他说，你儿子在外面从事革命活动时，他又要在别人面前为儿子所做的事做掩护。
这时，郑圭田父亲突然说：“上次蒋承宝被抓的时候，你不是拿去一笔钱了吗？”
郑圭田见父亲隐隐约约地说出一些自己所做的事，说明父亲已经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则说：“那事已经了结了，现在需要一笔钱做别外一件事。”
他父亲无可奈何地说：“家里没有钱了，只好到半山去收租金。”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父亲在半路上被土匪“吊羊”了，被蒙上眼睛，关进县城西南二十多里远的山塘的一个岩洞里，由两个人看守，叫他拿赎金来赎人。
到了黎明，那两个人疲倦不堪时，郑清诰悄悄地逃了出来，然后叫家门抬了回去。祸不单行的是，郑清诰一到家里就无缘无故地哑了，没过两天就病逝了。
父亲为自己的事业去收租失去了生命，郑圭田心里万分的悲痛，但那绞心的悲痛并没有改变他去寻找党组织的决心。在那样的情况下，郑圭田决心变卖家产去寻找党组织。
一不做二不休的郑圭田马上跟两个弟弟——秀穗、秀鼎商量说，他将要把属于自己那一份庄房卖掉去办一件大事。
两个弟弟劝他不要卖，“这是父亲留下给你的一点祖业，你卖了它，以后吃什么？”
郑圭田非常自信：共产党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郑圭田变卖家产寻找党组织的执着精神打动了他的两个弟弟，两个弟弟最后没有强加阻拦。
1946年春天，郑圭田亲自去麻林半山变卖属于自己那一部分家产，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寻找党组织的道路。
郑圭田在去寻找党组织之前，郑重其事地告诫家里的共产党员郑秀仁、郑秀鼎等人，他没有在家时，要继续开展活动，坚持与敌人斗争。
之后，郑圭田乔装商客，赴邵阳寻找上级党组织，结果被敌人盯梢了，急中生智的郑圭田马上弃货还乡。5月，郑圭田再次赴邵寻找党组织又没有成功，但他没有灰心，回到新宁后仍然带领党员坚持斗争，同时对党内进行了整顿。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清理出了几个变质的党员，纯洁了革命队伍。

郑圭田从事革命活动十余年来，在县内外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即使知道他的行为也不敢对他公然下手。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见对郑圭田来硬的不行后则采取软的办法，而以拉拢的方式将郑圭田委任为新江乡的副乡长，然后准备伺机将其暗害。
郑圭田将计就计，利用职务的便利大力开展革命活动。1946年夏天，新宁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县长汤秋帆不但不积极救灾，反而勾结奸商贬粮出境赚钱。
郑圭田知道这事之后，立即领导地下党秘密策动饥民，截获稻谷两船。乡长妄图镇压，去遭到饥民们的一顿痛打。
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郑圭田率地下党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9月，白崇禧溃军进入新宁，郑圭田在江口桥一带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在郑圭田积极开展迎接解放、支持解放的工作时，他还与郑秀仁、郑介林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规劝国民党左派县长徐君虎顺乎民心，放弃抵抗，和平解放新宁。
深明大义的徐君虎，衡量了利弊，为使新宁人民免除涂炭的战火，接受了郑圭田等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规劝，于10月10日，正式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新宁和平解放。
新宁和平解放之后，为支援解放军南下，郑圭田又率领党员和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征粮、支前工作。
新宁县解放初期，郑圭田历任乡、区农会主席、斗光中学（今三中）校长。1951年3月，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时年只有38岁。
在一个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小县，竟然有一位这么不顾一切，变卖家产，执着追随共产党的共产党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实属不简单，了不起！
郑圭田作为一名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在党内，他虽然地位不高，但他的政治思想觉悟很高；他虽然职务不大，但他能始终有一种担当精神，始终把自己的信仰和党的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他虽然英年早逝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郑圭田的一切革命活动，为共产党人树立起了崇高的光辉形象和永恒的丰碑！他变卖家产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感人事迹与“半床被子”的生动故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样是革命者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郑圭田一心为党、一心为民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前行。（郑远奉）